德 国 军 售 与 中 国 抗 战
（当年的海报）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 (1928年 - 1938年) 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
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
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 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
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
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
中德关系的建立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
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
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
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
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 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
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
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
- 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
- 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
- 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
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
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 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 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
“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围攻期 (8/13 – 8/22)
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
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
3)全面撤退 (11/5 – 11/26)
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
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
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
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
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
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
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
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结语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
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
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
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