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正成为时尚和财富的代名词。人们对任何来自东方大陆的物品都趋之若鹜,惟恐落在时尚潮流后面。上等的宴席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瓷器才够高雅,豪门名士家中一定要有中国式的摆设家具,包括园艺的风格都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
瑞典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当时瑞典传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戴中国服饰、用瓷器来吃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心卖不出好价钱。”
原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员家属卡斯腾·史凯尔也表示:“东印度公司昌盛时期,我家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当船员,都去过中国,3人死在广东。”现在,在史凯尔家里还保留着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家具。
为金钱而诞生的瑞典东亚贸易公司,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热”带来的滚滚财富。从1731年到1806年的7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瑞典东亚贸易公司共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